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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鹏||难忘的军校生活(散文)

台风“泰利”过后,气温聚然飙升,一再回归到高位状态,担怕中暑,深居简出,闲着没事,心血来潮,便整理收拾一下家居和书房,有意无意之中打开抽屉里翻了翻,不料跳出一枚淡绿色精美的《学员证》来,仔细一看,“学员证”三个字的下方还有一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正楷小字,我轻轻的拿起来摸了摸,顿时像触电一样,本来有点老化和迟钝的大脑神经系统一下子被激活了,万千思绪从心底里喷发而出,不禁又想起了那激情燃烧的军校生活。

其实眼前这个《学员证》是第二次进军校时学校发给每个在校学员的证件,第一次踏进军校时的《学员证》应该是在临毕业时学校收回或者早已遗失了,而真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无疑是第一次走进军校,可以说第一次打开军校的大门是人生道路上一个最艰难和最美好的转折点,当然也是我人生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珍贵的纪念。

“小卢,恭喜你,你被军校录取了。”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兴奋和最欣慰的一句话。那是1983年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当时正在仓库值班,李主任健步向我走来,他好像比我还要高兴。当他走到我的身旁时,李主任十分关怀的对我说:“这个消息是军区直工部干部处刚刚打电话来的,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还在直工部,等下我就去直工部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拿回来。你先收拾行李,这里的工作你就不用理了,考上军校不容易,准备回家报个喜吧,让父母亲也高兴高兴。”平常十分威严的李主任,顷刻像变了个人一样,让人觉得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一阵狂喜过后,我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又变得凝重起来了,到底是被什么学校录取呢?李主任没有明说,我也不敢多问。考试前我填报的两所军校都是军医院校,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军医,既可以救死扶伤,又可以为我卧床多年的父亲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保障。

我的疑云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被揭开了,当接过李主任递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时,我都无须打开信封,一看印有“桂林陆军学校”字样的信封就已经一清二楚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的旧框框彻底被打破,在军队中“提干”两字将不再得宠,甚至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彻底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初任军官一律经过军事院校培养,进入院校学习必须通过统一考试,考试的科目与地方高考相同,所不同的是不开考文科,试题难度也相对比地方高考低一些。“公开考试,公平竞争”选拔干部,率先在军队中撕开口子,突破樊篱,初见成效。

通往军校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必须参加地方高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中择优录取;一是必须参加全军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从现役士兵考试中分出胜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我虽然与军医院校失之交臂,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多少有点失意,但在“服从调剂”中被另一所军校招录,也算得上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毕竟能考上军校的都是凤毛麟角的了,考上就是准军官,立即可以穿上令人羡慕的“四个兜”(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学员服),两三年毕业后就是军中骄子,年轻有为的军官,仕途一片光明,否则年底就得收拾包袱退伍还乡,老老实实的回家继续修理地球。如此一想,所有的不爽瞬间就荡然无存,而且心里越发感到无比的欣慰,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悠然而生。

当年同一批走进花县(现花都)某部防化部队的有来自湖南、广西和广东三个省(区)的近200号热血青年,我们化州籍的有50人,湖南怀化籍的人数最多,最终考上军校的只有2人,除我之外,另一个也是我杨梅中学的同学。我俩高中毕业后一起补习,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又一起走进了军营,神奇的是再一起携手考上军校,只不过是他去了北京,而我去的是桂林。

那个年代交通和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虽然部队李主任批假我提前返家,但我不知道化州有没有火车通往桂林,所以我不敢回去。当时买火车票去桂林,还是部队一位赵树群的老司机开车陪我到广州东山的一个火车售票窗口买的直通票,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直通票和什么叫直达车,他说从广州去桂林没有直达火车,只好买直通票,到达衡阳站下车后,无须再买票,直接坐上桂林方向的火车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减少出站再买票的麻烦。因为是头一回坐火车,赵司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装在心里,以免坐错火车走错方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幼稚可笑。

8月21日,初秋的羊城特别可爱,带着战友们的深情祝福和首长的殷切期望,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坐上了开往桂林的列车,踏上了一条全新的求学之路。因为我们坐的是普快,加上车厢没有冷气,每个人身上的分泌物和汗臭围攻而来,差点儿被击晕,在车上足足煎熬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到达衡阳站。下车后,很多旅客沿着站台拚命地奔跑,见他们跑我也跟着跑,后来才明白是赶时间驳接去桂林的第一趟列车。抵达绍水站后,我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出站口,远远就看见了一辆与众不同的绿色解放牌卡车静候在广场上,车头前面挂着“学员接送车”红红的牌匾,车厢两边还拉有“欢迎新学员来校报到”和“桂林陆军学校欢迎您”的横幅。我向着这辆车走去,后来与我一起爬上卡车的有十几个人,不一会卡车便徐徐地开出站场,行驶在不是很宽阔的绿荫道上,迎着和熙的秋风,缕缕的桂花芳香扑面而来,直钻鼻孔,简直是猝不及防,瞬间就占据了我的心房,舒服透了。

22日和23日两天是学员的报到时间,我到校时已是22日的下午4点多钟,没想到我是班上第一个报到的,来到宿舍竟然空无一人,每个宿舍里只有整整齐齐的6张空床,静候着每个学员的到来。我按照预先学校编好的床位对号入座,放好简单的行李,即刻冲到澡堂冲凉,脸上厚厚的积尘和油腻腻的身上,任由又急又大的自来水肆意冲刷,所有的疲惫瞬间就被冲得一光二净,顿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大概凌晨3点多钟,迷迷糊糊之中,忽然听到宿舍里有来人的动静,我以一个军人应有的警惕性,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一个高个子的身影就出现在我不到1米远距离的旁边,我望了一下,立即跟他打了个招呼“您好!”紧接着便问了一句:“你也是来报到的,幸会幸会。”话音未落,就觉得自己说得有点欠妥,这岂不是明知故问吗?但转念一想,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臂如过了饭点,朋友之间见面或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吗?”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礼仪和文化吧。就是在这样一个黑黝黝的夜里,从此刻起夏建斌便走进了我的内心世界,成为我在军校里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注定是我最铁的同学。

军校的教学管理和层级设置不像地方高校,分什么学院、什么系和什么班的,而是分大队、中队和区队,最小的就是班,一般一个班为12人,三四个班为一个区队,若干个区队为一个中队,再由若干个中队编成一个大队,大队长的领导职别已经相当团长的职务了。平常上课是一个中队一个课室,到课室上课不像地方大学一个人单独去或三三两两随随便便地去的,而是以区队为单位统一列队去课室的。吃饭也一样,以区队为单位集中去,一个班一个围桌,有时去饭堂吃饭的路上还高唱军歌。总之,军校的要求就是高度统一和整齐划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来到学校方知,后勤大队和通信大队不在校本部,且后勤大队远离桂林市区。据说后勤大队校舍是在“五七”干校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的,是为适应新时期军队“四化”建设要求和培养急需高素质后勤保障人才的背景下诞生的。虽然校舍都是平房,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教学楼,但校区很大,场地空旷,环境幽静,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距离较远。我们学员宿舍6人一室,每个班配置一个专门的学习室,每人一书桌,除集中上课到教室外,课余时间一般都是在班里的学习室看书学习,学习条件谈不上十分优渥,但感觉还相当不错。校区绿树成荫,校道四通八达,小径通幽,整洁干净,大大小小的校道和小径两旁都有花带,还有成排成行的香樟树和桂花树,以桂花树居多,高低相间,错落有致。据说桂林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桂花多且历史悠久而得名,或真或假,我没作过深究。每年的八九月间,是桂花盛开的高峰期,花期较长,校区每个角落,室内室外,花香氤氲,韵味绵长,无不令人陶醉。

初进军校的第一个月是强化军事训练,虽然大都是新兵训练时的功课,但强度比新兵要大,要求比新兵更高,简直是一种魔鬼式的训练。我的军事训练是最糟糕的,跑步比不上其他学员快,动作比不上他们的规范和标准,尤其是军事体操训练,一上到单双杠就晕,不得要领,笨手笨脚的,因此,我不得不经常加班训练,庆幸的是有班长李金生和夏建斌的陪练,使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当初不敢志愿指挥院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怕军事技能跟不上。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下来,不掉10斤肉,也得脱下一层皮。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是学校教给我们学员的第一首军歌,曲调庄严,沉稳豪迈,铿锵有力,它给我们每个学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感染力非常强,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歌,就会感到热血沸腾,身上有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不断地激发我们刻苦训练,勤奋学习的热情,浑身总有一种使不完的力量,第一次体验到一首好歌带给人们的精神价值。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在校园里你都会经常听到激昂奋进的歌声。吃饭的路上有歌声,学校集会的路上有歌声,训练场里有歌声,大凡校园里的每一条路上都洒满了我们的歌声。有时教室里也充满着歌声。入校的头一个月,白天训练,晚上就学唱军歌,《骏马奔腾保边疆》《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小白杨》《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一首首深情豪迈的歌曲都是在军校里唱会的。校园里的军号声、脚步声、口号声与歌声相互交织,既编织了我们的青春梦想,也奏出了我们军校里多姿多彩的人生。

以为一个月强化的军事训练结束后,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回到课室里,等待我们的是更加繁重的学习任务,一门接一门的课程,这边还没学完,那边就要考试,因此学校熄灯后,我们睡在床上偷偷的打开手电筒看书复习已经成了常态。我们那时学习财务专业的人,还没有像现在有计算机什么的,靠的都是传统手工的珠算来算帐,在学习《计算技术》(珠算)这个科目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在校园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算珠子劈劈啪啪的声音。因为拔错一粒珠子就是钱,大家都心知肚明认真对待,不敢有半点怠慢。珠算很简单,但需要眼、脑、手一起联动,一个数十几二十位,一眼望去,即刻要输入大脑,再用大脑指挥手指,手指拔动珠子,都是一瞬间的事,想做到又快又准,唯一的办法就是练,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练习的翻打传票,叠加起来足足有一层楼高。值得欣慰的是,《计算技术》(珠算)考试,我居然成为全中队140多号人中为数不多拿到满分的一个,心里还是满激动的。

我们班里的同学虽然来自几个不同的省(区),但彼此之间十分融洽,关系都很要好,如果非要说一个与我关系最好的,无疑是在军校里第一个认识的夏建斌了,我俩不但同房,而且在天冷时还同床呢,因为建斌知道我怕冷,经常在夜里悄悄的抱着被子过来与我一起偷睡,为此我俩被班长李金生批评过不少。班长为人很友善,表面上是批评,内心还是默许我们的。我们外出是要向班长请假的,只要我与建斌其中任何一个请假,班长就明白我俩又要一起去偷欢了,这在班里是公开的秘密。

其实我是很嫉妒建斌的,他1米76的个子,足足比我高了一截,还比我小2岁,是我们班里最年轻最英俊的一个,我这个当大哥的在他面前一点自信都没有,但他偏偏给我自信,我的军体操不行,他就一直陪着我练,直至我考试合格为止,如果不是他鼓励我帮助我,或许我都毕不了业。我与建斌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他跟我说:读高中时有很多女孩子追过他,不少知难都中途而退了,一直穷追不舍的是同班的阿红,最终成为他的女朋友,正在长沙读大学。热恋中的他俩,鸿雁传书不停地在长沙与桂林两地飞来飞去,阿红一有情信到,建斌就把我叫到校园的大草坪,原封不动地交给我来拆,第一个先让我看再交给他,毫不保留地让我分享他们相恋相爱的快乐,也让我在军校这块处男的园地里,感到充实了很多,并从中学到不少男女相处的秘诀。

我们读军校的时候,正是台湾校园歌曲大举登陆大陆的疯狂时期。建斌是城里人,爱好广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级的文艺范儿,对台湾校园歌曲特别钟爱,什么《童年》《踏浪》《外婆的澎湖湾》《校园的早晨》《乡间小路》等这些我听所未听的歌曲他无所不会,他还吹得一口好口琴和弹得一手好吉他,让我羡慕到心里发痒,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慢慢地喜欢吹口琴,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跑到学校空旷的草地上,在浩瀚的星空下或皎洁的月光里,吹起我们心中喜欢的乐曲,倾诉我们的离情别绪,好不快乐。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每一个军校学员的座佑铭,尽管不是每个学员在未来中都能成为将军,但至少一直在奋力拼搏之中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青春无悔。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短短两年的军校生活,虽然离我们渐行渐远,甚至连“桂林陆军学校(院)”的校名都早已消失,但它与黄埔军校一样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脑海中,灵魂永存,它就像一座不灭的灯塔,不但点亮了我们的青春梦想,指引我们前进的航向,并且一直照亮着我们的人生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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