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春节后的第一天，我从赣西的萍乡赶到鹰潭与陈桂棣会合，他接我去安徽蚌埠拜见他的父母。
初二下午，火车到达蚌埠。年前蚌埠才下了一场大雪，那几日气温又一直都在零下，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被路人踩成了硬梆梆滑溜溜的冰。我是南方人，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穿着高跟鞋几次摔倒，还崴了脚。是陈桂棣搀着我走进升平街三十八号的那个半截巷大院的。进门的时候，公公陈万举正在诊室里看报，婆婆崔新如坐在一边缝着什么。两位老人见我们到了，高兴得眉开眼笑，张罗着要我们赶紧吃饭。陈桂棣忙喊住父亲，说：“你先给春桃看看脚吧。”陈万举于是要我把鞋子脱了，在我的脚脖上按了几下，然后说是韧带扭伤，不妨事。接着，便左手握住我的脚腕，右手抓着脚掌，轻摇了几下，突然用力一拉，又轻摇了几下，再用力一拉。真是神了，我的脚顿时就不疼了，能正常走路了。
公公无意中给我露的这一手，让我真切地感到，我确实走进了一个中医之家。
那年，他老人家七十五岁，身着臧青色中山装棉衣，看上去头发乌黑，脸膛红润，腰板笔直，风度翩翩。婆婆则慈眉善目，显得比公公大不少。婆婆是小脚，一天去附近菜市买鱼，水泥地面上有许多水，不留神摔了一跤，导致胯骨骨折，从那以后就离不开拐杖，也再没出过远门。
在此之前，陈桂棣告诉我，说他父亲在当地是名老中医，现在上了门，才发现，二老的经济状况比我想像得差了许多。他们是和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正房只有两间，三十多平米的面积，虽说那年月大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好，但我还是感觉公公家太拥挤，完全不符合“名医”的身份。
那次我和陈桂棣就住在后面的披厦里。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公公陈万举和婆婆崔新如，我发现，公公太好客，家里经常是人来人往;有时下班了，特别是节假日，儿子和女儿也会带着各自家小聚在这儿;如果有远处的病人或乡下的亲戚来，他也总是会留人吃饭。陈万举不仅是陈家的一家之长，更像裔家湾陈氏一族的一位“族长”，只要沾得上边的家人族人，谁有困难，他都会倾囊相助，而且从不图回报。
看着婆婆的双腿常常是又酸又胀，连觉也睡不安生，于心不忍，于是我就开始帮她炒菜做饭，晚上还帮她洗脚按摩。陈万举冷眼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并不说什么，只是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和。这天突然问起我，“听说你在医院工作过?”我点了点头。他确认后眼睛一亮，接着问我是否对中医感兴趣?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因为家境贫寒，父亲又过早离世，高考时我不得不上了一所毫无兴趣的卫生学校，并在医院待了六年时间，后来好不容易才逃离了卫生系统。
我想了想，答非所问地说：“在医院，我就在中药房待过三年。”
第二天，他便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针灸学》。他说，你在这里闲也是闲着，不如跟我学学针灸，你有基础，两个月就能学会。
1959年赴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中医内科专修班学习
原来他是看中了我，想收我做徒弟呢。
我很是犹豫。这时婆婆就劝我：“你就跟你爸学吧，不会吃亏的。他是个老封建，从来固守传子不传媳，他现在想传你，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为了不拂两位老人的好意，我勉强应承下来。
从那天起，他开始给我讲授一些常用穴，如足三里、合谷，以及马丹阳十二穴等，并告诉我运针的手法。如果来了病人，需要扎针，他也会叫我上前。遗憾的是，病人看我是新手，大多不乐意让我下针，所以，虽然跟着学了一个多月，却没有多少临床经验，但他对我做事的认真还是很满意的。
一九九四年春上，我考入南京大学作家班，开始系统地学习大学中文系的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便写些散文和小说。毕业后回到合肥，我就和陈桂棣共同采访，联手写作，一门心思地致力于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此，跟陈万举学医之事就被我束之高阁了。
终于梦想成真了，于是想有个孩子时，命运却又同我开了玩笑，竟被查出了不孕症。先后跑了省城的几家大医院也无济于事，就在我心灰意冷几近绝望之时，陈万举却仅凭十几味中药，便柳暗花明，妙手回春，让我怀上了孩子!
这事在我的内心深处，差不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令我震惊。从此，我就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始对医学，特别是对祖国传统的医学有了极大的兴趣。
一次，我的大学同学程原，从南京开车专程去蚌埠找陈万举看病。入学前她是报社记者，毕业后改行创办了公司，这些年一心扑在工作上，事业做得很大，却患上了甲状腺肿大，很快发展到甲状腺功能减退。她在南京看过西医，也看过中医，均无明显疗效，于是赶到蚌埠求助陈万举。陈万举详细询问了她的饮食起居及工作性质，并认真看了她的舌苔、气色，切了脉，还研究了她带来的诸多病历，告诫她务必把不正常的饮食睡眠习惯调整过来，为她开了处方，又亲自上街带她去药店抓了药。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时，竟特地做了一桌子菜款待她，临走，她给陈万举一笔不菲的诊费，但陈万举死活不收，而且很生气，追到楼梯口硬是把钱退给了她。后来病情有了好转，她在电话中感叹道：“陈家应该算得上厚德人家，你能嫁进这样的人家，真是你前世修来的福。”
听我说陈万举这么大年纪了，还计划完成一部《生命学》的专著，就发出邀请，要把老爷子接到南京，给他请个保姆，再请个助手，给他提供一处环境优雅的房子，让他心无旁骛地写作。
这事陈万举却婉言谢绝了，说：“这段时间都有病人上门，我哪儿走得开哪!”程原听说后很失望，转而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跟着学点中医，写一写老中医的故事?”
风华正茂的陈万举
即便这样，我仍然没有想到要写陈万举。觉得像他这样的名老中医，在中国，一定会多了去了。只是，作家和编辑的朋友们聚会时，大家免不了谈些发生在身边的趣人趣事，有几次，陈桂棣讲到他父亲治病救人的一些近乎传奇的故事，说得大家全忘了吃喝，甚至忘了上班。每当这时，总有朋友惋惜道：“这么好的故事，干嘛不写呢?”
大家也都知道，我和陈桂棣合作的那些作品，作品中宏大雄劲、理性思辨，那是他的强项;而其中人物刻画、细腻动人之处，是出乎我的手笔。由此，有人建议：“这样的故事，老陈写不合适，他是长子，却没子承父业，采访写作都会有障碍。你既是作家，又有医学基础，老爷子又信任你，写这种题材，岂不得天独厚。”
陈桂棣也鼓励我，说我写比他会更客观。说老爷子尽管只是中国中部一座中等城市的一名老中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医师，但正如观察一片树叶，就可以知道一棵大树的生长情况;通过一滴海水，就能够获得大海的信息。他真实的人生，其实就是中国中医近百年来历史的缩影。
二0一三年五月，我去了蚌埠，并且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现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支录音笔。出乎我大大意外的，是陈万举得知我要“采访”他，竟一口回绝：“我有什么好写的?”
我只有耐下心来，每当他为患者看病时，我就主动坐在边上充当他的助手，为病人开方子时，他口述我则执笔，并认认真真地翻看他书柜上的那些医书。他终于不再对我心存戒备，高兴时，就开始谈起他此生比较得意的案例。好在，他并不认识录音笔，就这样，慢慢地，我积累起了长达一百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
遗憾的是，我的这种采访正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下他撰写《生命学》一书的相关故事，他却突然离去，阴阳两隔。
整理遗物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医书、资料，专业技术总结，他过去的许多东西都相当完好地收藏着：刚解放那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有着社长承淡安签名颁发的社员证书，蚌埠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万言誉签名颁发的开业执照;有大跃进年代，国家卫生部委托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医内科专修班的结业证书和《同学录》;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要养一批老中医，卫生局和人事局给他下达的“录用通知书”;以及根据卫生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组编的《长江医话》的著作录用证等等。
诧异的是，他当年的师父宋立人于一九五0年端午节酒后挥毫为他写下的那幅字，展开后，竟然清新如初。
望着这些无言的证书与文字，我意识到，要写好这部作品，还得要有大量鲜活的素材，需要丰厚的学养与史识。于是我开始走出去，南下北上，尽可能地去接触那些故事中的当事人与患者们;更需要沉下心来，用功地阅读医书，查阅一切相关的资讯与史志。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证
从采访到终笔，前后竟花了八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五河县那位患者夏立国，当初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只能活三个月，经陈万举医治后，直到陈万举去世的七年之后才离世。
当然，我不可能会料到，就在我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稿不久，一场“新冠”疫情，像十六年前的非典型肺炎一样，席卷全国，而且，又像那次“非典”一样地，开始不让中医介入。不同的是，“非典”首先发生在广州，“新冠”是在武汉。这次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医非但没有缺席，武汉“新冠”的患者是由中西医分组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曾海基医生公布了分治后的一串数字：
武汉“新冠”患者中西医治疗人数：
中医：320
西医：320
最终死亡人数：
中医：0
西医：113
死亡率：
中医：0
西医：35.3%
痊愈时间：
中医：平均7天
西医：20天以上
治疗方式：
中医：中药、针灸
西医：氯哇抗生素激素吊水等等
后遗症：
中医：无
西医：肺纤维化、尿毒症、心肌炎等等
医疗费：
中医：几百元
西医：大于40万元
看到这组数字，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在这之前，我相信祖国传统的医学一定会取得不俗的成绩，却想不到会有如此卓越的表现。
其实，中西医分组治疗的试验尚未结束的时候，由西医治疗的一些病人便跑到了中医治疗组里，导致事实上中医治疗的病人最后超过了三百二十人，而西医治疗组的病人少于三百二十人。其结果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考察中医治疗组的时候，都佩服不已。
我对中医在“新冠”疫情中又一次大获全胜，感到十分振奋。甚至感到，我在全力以赴创作的《国医》，是种“天意”!
中医在抗击“非典”中的突出作用，当时却并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上一句公道话，缺乏文化自信的媒体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报道，以至在那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中医师。
这次显然不同了，就在我对作品做进一步的修改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就报道了一条来自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人民医院的新闻。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县级医院，当他们收治武汉务工回来的第一例“新冠”患者时，见他发着高烧，此前他们曾收治过几例流感病人，他们虽然不是一家中医院，却因为医圣张仲景就是河南人，自然想到老祖宗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在《伤寒杂病论》中写到的大青龙汤，给那些流感病人喝了后很快痊愈，于是这次一样地照此办理，患者当晚就恢复到正常体温。后通过核酸检测发现是阳性，于是他们继续用《伤寒杂病论》中的射干麻黄汤和千金苇茎汤，接着又加强换上了泽漆汤加茯苓四逆汤，患者也很快痊愈。这以后他们又收治了四例“新冠”患者和三十一例有症状的疑似病倒，均一一照此处理，也都全部痊愈出院。为防止医护人员感染，院里组织大家又都服食了甘草干姜汤，以强胸阳，健脾肺，增强其体质，结果全院一千二百多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看到这条新闻，我相信，我比通许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受鼓舞，也更坚定了创作这部作品的信心。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证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呢?当年美国洛克菲勒药品帝国大造这个舆论，那是他们企图以此用西药来垄断中国的药品市场。许多有识之士也这样认为，无外乎是认为中医可以把患者的病治好，但它的许多理论近乎玄学，而且无法被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加以证实。不过我想，中医中药既然有着人们想像不到的疗效，又是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的，这显然只能表明，当今最“科学”的理论还无法解释中医的理论和疗效。日本人就曾运用最先进的医学仪器，对中国医学典籍中的古方进行过检测，想破译它们有着奇效的奥妙，最后也没弄个明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我们祖先《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中的二百多个古方，申请成他们的专利。毫无疑问，这说明，今天的科学技术还很有限，或是说，中国中医确实也不是西方标准定义的科学。甚至可以说，说它只是一门治病的科学技术，都贬低了它的价值。因为它已经包容并超越了科学技术，它既是形而上之道，无形无象，通天达地，又是形而下之器，有形有象，医病救人;同时它更是一种渗透了东方的世俗文化、哲学、艺术以及价值观的一种美的生活方式!
这以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则简直让我无比惊叹。尽管我坚信中国的医学是为人类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却也曾对中医理论中的“经络”学说，觉得太玄。随着以解剖的实验为依据的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因为“经络”看不见、摸不着，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冲击。谁知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作品二稿的时候，二0二一年四月，由美国约翰▪弗力斯教授团队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团队联合攻关突破，由美方研究人员正式宣布：“长久以来，中医的经络系统是否合理，一直是现代医学质疑的主要对象，我们的研究发现证明，中医的经络的确是存在的。它将会为未来人类医学的融合性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将促进中国医学与世界医学的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医学纪元!”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件!
难怪美国著名医学家查德▪艾尔多斯认为：“一旦基本发现和证明中医学的全部原理，中医‘全息整体性治疗方法’的优越性就能够全面被人类社会所认识，全世界医学将迈入‘系统性治疗医学’的新时代!”
望着《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经络别论》，我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不是么?
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才终于被证实，中国中医学最主要的理论学说之一的“经络”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又是如何发现并总结出了人体经络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呢?
这种超越社会发展现实水平的中医医学理论，简直可称为神奇!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国医!
我的这部《国医》，也就是在向中国的中医，向伟大祖国传统的医学致敬!
(该文为长篇纪实文学《国医》之序，中信出版集团已出版发行。)
附：《国医》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令人关注的非虚构作品，更是一部反思中医百年坎坷历史、为中医振兴发展鼓与呼之作。
清末名医巢渭芳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门生陈万举，自1938年起，一生坐堂行医七十六载。从出道以来，攻克了大量的疑难杂症，救治病人数十万人，亲历并见证了中医的重要发展过程。他自己则到老眼不花，牙没掉，头发半白，九十六岁无疾而终。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春桃历时八年，以亲身经历掌握第一手材料。以老中医陈万举的生活轨迹为线索，讲述他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传奇人生，探寻中医的奇迹，同时深刻再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坎坷多变的兴衰史。
春桃所著此部《国医》生动、新鲜、深刻，直面现实，启人深思，是当今纪实文学中难得的佳作。一个中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医院。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像陈万举这样的中医，只要有他们存在，中医必将根深叶茂。